研究方法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而且也是一门学科是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我国的出版学专业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一门起步较晚的新兴学科。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版学曾经遭遇“出版无科，发行无学”的尴尬境地，在世人的怀疑声中举步维艰。直到今天，出版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仍在商榷之中。出版学理论的不成熟和出版学科发展的缓慢与当前出版学研究方法尚显薄弱、亟需加强的状况是分不开的。当前的出版业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新事物不断涌现，新手段不断翻新，新问题也层出不穷。实践呼唤理论。急剧变化的出版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出版理论的支撑与指导，然而，出版学研究依然举步维艰，无法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出版学理论要想获得突破与发展，必须依赖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从人类文明史和学术史上看，理论和方法是同时产生的，并且从来就是相互联系的，就学术理论而言“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1］在人类学术史的长河中，理论与方法是同生共长、与时俱进、互相为用的，如果说理论旨在揭开客观世界朦胧的面纱，认识其客观演进路径和规律，方法则为人类这一活动指出一条可能和可行的路。［2］因此，出版学研究方法在出版理论的建构以及出版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目前我国的出版学研究方法存在着严重影响出版理论发展的不和谐因素。如何完善出版学的研究方法以进一步深化出版学研究，是摆在每一位致力于出版学研究的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出版学研究方法的现状
    当前我国的出版学理论尚显薄弱恰恰影射出了目前出版学研究方法的缺陷。这一缺陷主要表现在理论体系构建式研究不足、重思辨推理轻实证研究以及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不够紧密这三个方面。

1．理论体系构建式研究不足
    当前的出版学研究者往往比较注重对出版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实用性、业务性的微观问题进行探讨，而对于出版学宏观理论研究的重视与投入明显不够，从而制约了出版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出版学科建立伊始，为弥补师资力量的不足，大量的具有新华书店系统或者出版社系统工作经验的从业者走上了讲台，他们更多的是讲授业务技能方面的实际操作问题，而不是出版理论。同时，许多业界实践者也开始了大量的问题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重工作体会的“经验总结式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加之出版学理论本身的薄弱，研究者们更多的是进行问题式的研究，理论体系构建式研究则明显偏少。至今，出版学理论体系的框架尚有待进一步商榷。这让人不能不想起我国20世纪初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出版学要想获得深厚的理论根基，仅靠零散的、不成系统的问题式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加大出版学理论体系构建式研究的力度。

2．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
    科学研究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等等），目的是获得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结论；另一类是实证研究，目的是获得对事物属性的认识。由于受思辨学术研究传统的影响，我国出版研究者往往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对人类社会出版活动和出版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从科学主义的视角和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审视出版活动和出版现象。在研究中非常看重思想性和理论性，重视保护文化传统，重视出版物的教化功能。对出版文化、出版人物、出版史的研究较为重视，相比之下，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则较弱。因而，出版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明显。而在欧美，由于技术主义与经验主义居于主流，尤其是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其出版研究形成了格外注重出版现实研究的特点。在研究内容上集中于市场研究和技术开发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因此与我国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特征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3］

3.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不紧密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都属于实证研究方式。定性研究以观察、访谈为主，通过归纳分析、从资料中发现、体验式访谈和观察得出关于事物属性的结论，它更多体现的是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例如，目前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普遍采用的是由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是在掌握实际情况和资料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思维对事物和现象做出定性分析，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通过人工控制的环境，以假设演绎的题目，代表性的统计和实验，得出关于事物属性的结论，它往往揭示的是出版现象中的数量关系，从而能使研究成果更加完善。例如对出版经济活动的研究就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与较早进行出版学研究的日本、韩国等国的出版研究者们一样，我国的出版研究者往往比较重视定性分析。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能应用数学方法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毛泽东曾指出：“对情况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还曾批评一些同志：“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的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4］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对事物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例如，在出版经济活动对图书市场进行研究时，如果对市场进行细分，进行分类市场研究就应该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但如果要对图书市场销售进行预测和对市场信息进行研究，则需要运用数理统计的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只能使人们的认识停留在基础层面，而要深入认识出版的本质，还必须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在当前的出版学研究当中，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不够紧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出版学研究方法的完善
    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曾经说过：“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法。无怪乎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他还说：“方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5］由此可见，出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借助于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当前，我国的出版学研究界也有必要努力推动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积极借鉴国外的出版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不断深化我国的出版学研究。因此，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加强出版学不同研究方法的整合；另一方面在今后的研究当中也要注重并逐步加大个案研究方法与比较研究方法在出版学研究中的运用。这样，才能不断完善出版学研究方法，从而丰富出版学理论。

1.加强不同研究方法的结合
    加强出版学不同研究方法的结合，主要包括描述性方法与解释性方法相结合、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相结合以及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这三种方式。
    在描述性方法与解释性方法结合方面。描述性研究是出发点（即初步和表面现象）、解释性研究是走向最终目的（预测甚至控制）的必经环节，所以描述性方法与解释性方法这两者不可或缺。出版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即是对出版领域的现实问题和历史发展轨迹进行描述与归纳，这也是出版学研究的基础。但是，出版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出版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并推动出版实践。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需要辅之以解释性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宏观出版现象作整体的把握，也能准确地对微观出版实践活动进行理性分析，最后不断推动我们的出版实践向纵深方向发展。

    在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结合方面。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也是进行出版学研究必须要正确处理的。当前我国出版界研究方法的不足很大程度上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能够能很好地处理思辨与实证方法的关系。其表现是：要么过分重视实证研究，缺乏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的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即缺乏思辨研究方法的运用；要么过分重视思辨研究方法，而缺乏实证方法的应用。前者的主要危害是导致了出版学理论缺乏必要的概念和范畴；后者的主要危害是不能对出版实践提供切实有效的预测手段，也无法对出版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措施。思辨方法来自人文科学思辨的研究传统，它是以概念为思辨的起点，是一种哲学式的思辨，如逻辑方法等。毕竟，出版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是面向实际的有生命力的科学。因而，出版学研究仅仅依靠思辨方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大量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出版学研究当中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各种调查都属于典型的实证研究。出版学研究应该将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紧密结合，使得研究逻辑性更强、可信度更高。

    在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结合方面。由于定量研究方法能够揭示出版现象中的数量关系，有助于人们更精确地把握事物的全貌和发展过程。因而，欧美的出版研究者往往比较注重定量分析，更多地考虑研究的技术性、统计性，比较依赖数据、图表等资料。我国的出版学研究者也开始注重采取定量研究方法。“由于定量分析难以深入到事物内部作考察，因而弄得不好，那些普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等，得到的结论只能在数量上给人一个表面形象，甚至是一种虚像。因此，为了正确把握事物的数量，我们在作定量分析之前应当先做好定性分析，然后再通过量的表现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性质的了解。”[6]可见，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补充和细化，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正确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就会迷失方向；但是，如果只重视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就无法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数量变化。在现实的出版学研究中，我们强调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结合，但并不是说在任何一项研究中都要实现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等量齐观。我们可以采取以某一种方法为主，另一种方法为辅的方式。例如，当前对编辑学理论、出版文化、出版人物、出版史的研究，就应该以定性方法为主，以定量方法为辅；而对于出版经济活动的研究，就应该以定量方法为主，以定性方法为辅。实际上，自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于1986年提出出版经济学以来，借鉴经济学的成熟理论与研究方法对出版活动进行研究已经成为新兴的研究点，国内不少学者采用了定量方法对出版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力图能够深刻反映出版经济活动的变化并准确预测出版经济活动的未来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开展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率调研。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2003年发表的《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调查指南》，版权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有三个主要指标：①版权产业作为GDP一部分的规模；②就业率；③外贸（即进口与出口份额）。显然，这同样是一个要求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典型。

2.注重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方法（Case Study Method）是缘于心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是指系统地研究个人、团体、组织或事件，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相关资料。它是研究者了解或解释某个现象时经常运用的方法，在各门学科当中都得到了较好的广泛应用。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出版业也正处于改革的浪潮之中。当前我国的出版工作实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出版集团化建设、出版社异地设分社、出版业资本营运、出版业务“走出去”以及出版集团上市等新的出版运作模式正不断涌现，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数字出版、按需出版等出版手段亦不断翻新。其中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都可以用个案研究方法去深入挖掘与总结，从而能够及时推广有益的经验，适时地制止不良倾向的发生与扩大。在当前，尤其是在关于我国出版如何成功“走出去”和出版集团上市以及数字出版、按需出版等高新技术在出版中的应用方面，都需要对在这些方面走在前列的那些出版单位加强个案研究，从而为我国出版实践积累宝贵经验。

3.深化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方法（Comparative Method）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它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从事出版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运用比较方法对出版学进行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与国外出版产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出版理论与实践的对比分析，促进我国出版界对国外出版状况的全面了解，从而为我国建立既符合本国国情又适应世界出版潮流的现代化出版产业提供理论指导。其研究内容主要有理论比较研究和实践比较研究两大部分组成。理论比较研究是以揭示各国出版学基本规律的异同为任务的研究，包括研究各国出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异同、书刊生产流通基本规律的异同与特点、各国出版事业组织建设的异同与特点、成因等；实践比较研究则着重探讨各国出版实践中具体环节、手段的异同及相互影响的关系，包括中外出版产业规模的比较研究、各国流通渠道的比较研究、各国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比较研究、出版物市场需求与读者消费的比较研究、各国出版营销策略的比较研究、中外图书贸易的比较研究、对现代出版技术应用的比较研究等。[7]可见，比较方法在出版学研究当中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运用比较方法对出版学进行研究既要注重横向比较研究（区域和国别比较研究），又要加强纵向比较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深刻揭示出版活动的普遍规律。

    近些年来，出版学界在比较出版以及比较发行方面也涌现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在专著方面，有《比较发行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和《比较出版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在论文方面，出版专业学术刊物上也刊载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笔者选取《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编辑之友》《编辑学刊》《出版广角》《出版科学》6种杂志作为代表，以2003年1月到2007年10月为时间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在这将近5年的时间里，该杂志上发表的比较出版研究的文章共计37篇。从比较类型来看，横向比较研究的有35篇，占95%，其中，中外比较研究的有31篇，占84%，国内比较研究的有6篇，占16%；纵向比较研究的仅2篇，占5%。从比较内容来看，实践比较研究的有33篇，占89%；理论比较研究的仅4篇，占11%。由此可见，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加大比较出版研究的力度，另一方面，在比较出版研究当中，我们要避免走横向比较研究与出版实践比较的两个极端，应努力加强纵向比较研究与出版理论比较研究的力度。（文：刘永红）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小逻辑［M］.商务印书馆，1980.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3］吴赟.东西方出版研究之对比观照［J］.出版科学，2006（4）.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
［5］［俄］巴甫洛夫.巴甫洛夫选集［M］.科学出版社，1955.
［6］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7］罗紫初，徐丽芳.顺应世界潮流 推进比较出版学的建立与发展［J］.出版科学，2003